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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战略智库面面观

作者:庞清杰
2015-01-27 17:27:26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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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全球智库报告2014》,不禁令人惊诧于侧重国际政治与军事安全研究的智库在全球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

    在排名前10的智库中,除了排在第5的比利时智库布勒哲尔专注经济问题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兰德公司、美国外交关系协会、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以及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等其余9家智库,无一例外都侧重于国际政治与军事安全研究。

    资金来源多样

    国外战略智库在资金获取上普遍“路子较多”,大致包括政府、企业、基金会以及个人捐赠等。例如,兰德公司80%左右的经费来自于美国政府和军方委托研究的合同收入,其他经费则来自私人企业、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委托合同收入;布鲁金斯学会只有4%的经费来自政府,74%来自公司和个人。与美国相比,欧洲的智库虽然也重视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但总体上对政府资源的依赖较深,法德等国“体制内”的智库便比较多。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智库保持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仰人鼻息。

    国外战略智库在研究上比较独立。布鲁金斯学会有“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的著名阐释,兰德公司为保持独立性则出台了三大原则——不许政府介入、董事会成员中没有政府官员、不接受政府的资金支持。为避免受企业利益裹挟而丧失研究独立性,英国亚当斯密研究所甚至明文规定,每个企业每年捐赠额度不得超过5万英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国外很多智库非常强调研究的独立性,但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很多智库从一建立就有自己的定位——或保守、或中性、或激进。美国卡托基金会便是著名的保守主义智库,也是冷战后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有力鼓吹者。日本保守派分子“扎堆”的国际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也曾被称为“小泉智库”。

    招贤“不拘一格”

    国外智库大多规模较小,超过100人都算是大型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只有200多位学者,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仅有70多名工作人员。近2000人的兰德公司无疑算得上是智库中的“巨无霸”。规模虽小,国外战略智库中却聚集着诸多“最强大脑”。兰德公司的雇员中,86%拥有硕士以上学位,58%拥有博士学位,平均年龄35岁。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也有超过半数研究员年龄不到40岁。

    在“招贤纳士”方面,国外战略智库可谓“不拘一格”。亚当斯密研究所曾录用过一名拾荒者,原因是“在跟他偶然的交谈中发现此人很有研究头脑且具有神奇的创新力”。兰德公司雇员中有1%的无学历者,他们大多在军队或政府长期工作过,被兰德认为是多年积淀下来的最富才华的人。

    “旋转门”现象在国外战略智库中相当常见。康多莉扎·赖斯在被小布什任命为国务卿之前,曾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结束国务卿生涯后,她又回到斯坦福大学,进入该大学著名的胡佛研究所。此外,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担任过兰德公司的主席,布热津斯基在出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基辛格和约瑟夫·奈都曾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过职。“旋转门”现象在英国也比较普遍。查塔姆研究所专注中国问题研究的五位学者中,有三位担任英国驻华外交官或有任职英国外交部涉华决策部门的经历。

    重视成果推广

    虽然国外许多战略智库都涉足极广,但几乎每一家有影响力的智库,都有自己的特长和“绝活”,如布鲁金斯学会之于中东问题,兰德公司之于军事发展和国防发展战略,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之于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胡佛研究所之于美俄关系和苏联东欧问题等。法国智库也因法国与非洲的特殊关系,在非洲事务研究方面很有影响。

    国外智库对研究质量的把关意识非常强,每个智库都有一套严格的成果评审制度。较为常见的做法就是请“局外人”来做“裁判员”。例如,在德国,针对每一项研究计划,智库通常都会聘请两位未参与该研究计划的人员作评审员,负责计划开始后的期中审查和计划临近结束时的期末审查。

    在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国外战略智库还十分注重对自身成果的宣传,基本都出版有自己的刊物。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外交政策》以及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华盛顿季刊》等都颇具影响力。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SIPRI年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其英文名称缩写SIPRI为人熟知。英国简氏情报集团的《简氏防务周刊》,知名度甚至远远超过简氏情报集团自身。

    除了发行出版物,许多国际智库还注重加强与媒体的关系,以促进自身成果推广。查塔姆研究所专设了外联部门,建立“媒体每日报送”制度,将政策见解第一时间发给媒体。

    充当“影子内阁”

    由于对政府决策的巨大影响力,美国大型智库常被称为“影子内阁”“影子政府”“美国政府的外脑”等。在美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中,也不难看到智库“烙印”。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提出的“接触+遏制”政策,对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影响很大;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出的“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了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

    俄罗斯总统普京大量采用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使得该委员会声名鹊起,委员会主席卡拉加诺夫也一举成为在俄罗斯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大腕。日本政府推行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重大方针,在很大程度上都采纳了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提出的政策建议。 

    智库对于引导公众舆论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冷战后对世界政治舆论影响较大的两部著作《文明的冲突》与《历史的终结》,都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密切相关;近几年出现的“Chimerica”(中美国)和G2两个概念,则是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提出的。

    此外,很多智库还在民间二轨外交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便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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