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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我血捍正义

作者:贺新城
2014-09-11 21:21:51 来源: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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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中国陆军总部大礼堂举行。投降典礼上,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

    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举行,正式宣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继9月2日在东京港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投降仪式后,又一个具有国际性意义的重要节点,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苏联等同盟国家的47名代表见证了仪式。中国战区的受降,包括台湾、澎湖地区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的受降。这一区域的受降主要由中国政府负责,这对主要承担了抗击日本绝大多数兵力任务的中国军民来说,既是一种国际承认,也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

    “九•一八”事变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力量在世界范围生死较量的开始。中国抗战敲响了法西斯势力灭亡的第一声丧钟

    “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进攻北大营……国难降临,人民奋起抗争。”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巨型石雕纪念碑形如一本翻开的台历,讲述着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吞并东北、进而欲征服中国的侵略战争,而中国人民则奋起抵抗,开始了持续14年的抗日战争。14年的抗争与坚守,将中国这个东方古国的名字永久镌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辉史册上。

    “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中日两国之间,但其影响和作用却牵动着整个世界。对日本来说,侵略中国只是其整个对外扩张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称霸亚洲和重新瓜分世界的前奏。与日本有着同样扩张野心的还有德国和意大利。尽管这几个法西斯“孪生兄弟”在扩张方向和具体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在颠覆既有国际秩序,重新瓜分世界的最终目标上却高度一致。惟其如此,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分别成为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日本率先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就成为点燃法西斯对外扩张第一把战火的标志性事件。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侵略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具有打响抗击世界法西斯侵略第一枪的性质。毛泽东曾就此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一句话,“九•一八”事变既是日中两国侵略与反侵略战争的起点,也是反法西斯与法西斯力量在世界范围生死较量的开始。

    然而,在这个人类历史进程出现转折的时候,身负维护国际秩序首要责任的西方大国,看不清世界大势,不敢也不愿履行遏制法西斯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义务,反而采取了短视的绥靖主义政策,企图以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来安抚法西斯国家。国际联盟既不敢谴责日本,也未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其派出的李顿调查团,亦未能主持正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主张既不应该维持“满洲国”的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主张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由西方列强共管。

    这种绥靖政策的结果,是法西斯势力迅速坐大,侵略扩张的战火从东到西、由点及面迅速蔓延,最终将一个个国家卷入战争。

    与这些幻想苟安的大国不同,积贫积弱的中国自1931年打响抗击法西斯侵略第一枪起,始终没有停止过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战斗。至1937年7月,中国军民在绥靖主义盛行、法西斯侵略日益猖獗的恶劣国际环境中,在东北、凇沪、热河、长城、察哈尔、绥远等地与日军作战,坚持局部抗战近6年时间。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后,面对日本法西斯的全面侵华,中国4万万人民齐奋起,投身于持续8年的全面抗战,在世界东方开辟了第一个规模巨大的反法西斯战场。在其后的8年里,无论国际形势如何跌宕起伏,中国战场始终屹立不倒,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最早、发挥作用时间最长的战场。

    环顾偌大的世界,中国是唯一一个全程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自1931年法西斯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之日起,除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继中国之后,有过短暂但失败的抵抗之外,世界主要国家均长期置身于反法西斯战争之外,唯有中国独自承担起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担。直到1939年9月英法被迫向德国宣战时,中国孤军奋战的局面才开始改变,此时,距离中国打响反法西斯侵略第一枪,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1941年6月和12月,苏联和美国分别加入战争,成为最后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两个大国,此时,中国的局部和全面抗战已经历时10年之久。

    尽管长时间的孤军奋战和14年的全程参与,使中国遭受了远甚于其他国家的惨重牺牲,但是,中国的率先抵抗和开辟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的壮举,却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对此,那些亲身参与当年侵华战争的日本人的感受最深,在他们的回忆录和战史总结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与中国的战争视为“悲剧的序幕”和灾难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抗战敲响了法西斯势力灭亡的第一声丧钟,中国是法西斯势力的第一个掘墓人。

    中国战场的长期存在严重破坏了日本北进和南进的战略步骤,使东西方法西斯势力无法实现有效的战略协调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到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后,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国战场重要作用的评价。

    日本的战略构想,是通过短期战争迅速迫使中国臣服,再依靠“日满华同盟”赋予日本的强大力量,实现其北进和南进的大扩张。但是,中国战场的长期存在打破了日本的如意算盘,中国不仅没有变成日本的借助力量,反而牢牢捆住了日本的手脚,成为日本扩张道路上的沉重包袱和难以逾越的拦路虎。

    1937年7月中国反法西斯战场形成伊始,立即就显示出其巨大价值。面对中国军民的全面抗战,日本不得不倾注其全部力量。仅前8个月,日本所花战费就高达74亿日元,是其进行甲午、日俄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次对外战争战费总和的2.5倍。远超出预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严重损害了日本的经济基础和战争能力,使其陷入了力求避免的长期战争,从而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企图。

    自30年代东西方战争策源地形成之日起,如何避免与德国和日本的两线作战,一直是苏联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问题。为此,苏联对德国和日本均曾做出过不少妥协,最典型的莫过于1939年的苏德条约和1940年的苏日中立条约。尽管苏联自己也深知仅凭外交策略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却别无良策。然而,长期困扰苏联的这一战略难题却因中国人民的抗战和中国战场的开辟而得到解决。1938年7月和1939年夏季,苏联与日本曾在张鼓峰和诺门坎地区发生局部武装冲突。按照日本权威战史《大东亚战争全史》的表述:这两次冲突之所以没有进一步扩大升级,根源在于日军主力深陷中国战场,“在对苏联用兵上受到很大限制。”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在西线战场上严重失利,对日本乘机从东线夹击的担心达到极点。然而,面对难得的良机和德国盟友的一再要求,日本却因中国战场的掣肘而始终未敢北进攻击苏联。日本参谋总长杉山元坦承:“日本现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很大,北进对苏开战实际上办不到”。对此,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崔可夫指出:“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

    避免两线作战也是英法等西方国家面临的最高战略问题。1939年9月英法与德国开战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日本早就期盼欧洲战争,将其视为驱逐英法势力、称霸亚洲的绝好机遇,因此极有可能乘机在东方动手,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一幕。事实上,当欧洲战争的战略机遇果真降临时,日本确曾有过趁火打劫的强烈冲动,但面对中国战场的沉重负担,日本痛感有心无力,不得不公开宣布“集中精力结束中国事变,不介入欧洲战争”。尽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英法等国在欧洲大陆蒙受重大失败,但是,由于中国战场对日本的强力制约,直到1941年12月为止的两年多时间里,英法等国一直没有遭到来自东方日本的攻击,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噩运。中国战场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显示出重大价值。

    南进夺取整个东南亚、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地区,是日本法西斯侵略扩张的又一个战略方向。欧战爆发不久,德国就反复要求日本迅速南进,实现德国与日本的战略合流。但是,在法国迅速战败、英国自顾不暇,南进方向近乎真空的情况下,日本决策层仍然在是否要抓住机会南进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还是中国。反对南进的人士认为,对华全面战争已经持续了4年多,中国战场的持久存在已经而且还将消耗日本的大量战争能力,在这种背负中国战场沉重枷锁的情况下再与美国交战,日本难有胜算。在长时间的犹豫和延宕后,日本最终在1941年10月东条英机内阁上台后,定下了南进的决心,并于当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然而,因为中国战场的羁绊作用,仅仅过了6个月,日本就丧失了进攻势头,开始为同时应对中国和太平洋两个战场的赌博付出代价,直到最终战败投降。

    中国战场的长期存在不仅严重破坏了日本北进和南进的战略步骤,使东西方法西斯势力无法实现有效的战略协调,而且确保了反法西斯同盟国“先欧后亚”大战略的贯彻实施。1941年初,美国出于日后参战时协调反法西斯战争全球战略的考虑,与英国初步商定了“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并于1941年底参战后由两国再度确认。一方面,这一战略方针的确定为协调同盟国力量,避免各自为战奠定了基础,保证了反法西斯战争能以协调有序的方式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先欧”意味着美、苏、英等强国的主要力量将优先用于欧洲战场,而“后亚”则意味着中国将承担起东方对日作战的主要责任。“先欧”能否实现,与中国战场有着密切关系,如果没有中国战场抗击百万日本陆军,罗斯福所说的“假如”就会成为现实,美国就要把主要力量用来对付日本,“先欧”就会因缺乏先决条件而难以贯彻。

    需要指出的是,“先欧后亚”战略符合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根本利益,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历经多年血战后,仍将继续承担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责任,意味着中国要付出更多的牺牲和代价。这对一个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超出其力量极限的艰巨任务,正因如此,中国为“先欧后亚”战略做出的贡献才显得更加可贵。

    中国始终高举公理正义的旗帜,尽己所能地帮助和支援弱小国家和民族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的岁月中,我们两国人民生死相依、倾力相援。中国境内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上海纪念尹奉吉义士的梅轩、西安光复军驻地旧址等,都见证了那段可歌可泣的难忘历史。”

    今年7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到了两国人民在共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时守望互助的那段历史。抗日战争期间,大批朝鲜半岛仁人志士来华与中国军民并肩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作为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孤军奋战,因而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需求最迫切。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束国内纷争,实现举国抗战的国家,因而对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也最深刻。这种特殊的经历和体验,使中国成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早在绥靖主义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多次告诫各主要国家: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除法西斯国家以外,所有国家都可以组成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世界联盟。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前的长时期里,中国一直都在呼吁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始终在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懈努力。

    相比之下,尽管许多大国在参战后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但这并不能掩盖他们在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上的严重失误。

    上世纪30年代初法西斯战争策源地形成之后,西方主要国家长期奉行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甚至出于自保的需要,以邻为壑、祸水它引,对中国的抗战也态度暧昧,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甚至策划过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这种政策在具有反法西斯侵略愿望的国家中造成了严重的互不信任甚至对立,大大延误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导致法西斯势力的坐大和侵略战火的蔓延,而且造成了中国的孤军奋战和许多国家被各个击破。

  随着英国、苏联等国相继卷入战争,特别是1941年12月8日美国参战后,世界法西斯与反法西斯阵营的分野“已经最后的明朗化了”。为了促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推动各反法西斯国家的通力合作,中国于9日向德日意法西斯祸首宣战,并建议中美英苏首脑,迅速召开联合军事会议,全面协调各个国家的作战行动。1942年元旦,由中美英苏四国领衔,26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中国积极倡导和全力推动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建立。

  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是由不同社会制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特定条件下建立的一种统一战线,其中既有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有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更为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反法西斯侵略问题上有着共同立场,但他们之间也存在许多历史和现实的利益矛盾,在各自追求的战争目标上也存有诸多分歧。例如,丘吉尔公开宣称,英国参加战争的目的绝不是要瓦解其殖民帝国。他的表态实际上代表了许多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西方殖民地宗主国的立场。还有一些国家仍然抱有拓展领土和势力范围的目的。这些旨在维护殖民体系、扩展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意图,显然背离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宗旨,使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蒙上了不少尘土。

  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是同盟国四强中唯一一个饱受强权蹂躏的半殖民地国家,也是最早遭受法西斯侵略、受害最深的国家。这不仅决定了中国对自身独立解放的强烈追求和对广大殖民地国家参战诉求的深刻理解和支持,也决定了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中最能体现广大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利益、坚持战争正义性质最彻底的国家。中国深知,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之所以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仅是要反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而且希望能在这场改变世界的战争中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因此,中国在长达14年的反法西斯战斗中,始终高举公理正义的旗帜,一方面与法西斯国家浴血苦战,并在不影响团结合作的前提下,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内部各种违背战争正义性的行径作斗争;另一方面,又尽其所能地帮助和支援弱小国家和民族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使中国成为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庇护所和集结地,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反法西斯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反法西斯战争出现胜利曙光的时候,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将体现公理正义、民族解放和国家平等的理念和主张带到一系列国际会议中。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中国不仅提出收复自身失地的正当要求,而且主张要充分考虑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愿望,适时给予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殖民地国家独立地位。虽然这些主张因英国的反对而未能及时和全部实现,但却体现了中国坚持战争正义性的立场。中国作为四个发起国之一,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对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给予了重要影响。中国在战争中的主张和追求,代表了世界上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体现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极大地维护和增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竖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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